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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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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總書記的囑托:溫州熱土孕育“三位一體”
【來源:市政協】 【 】 【2018年10月11日】

編者按:中國文史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溫州文史資料》(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開卷第一篇,收入《溫州熱土孕育“三位一體”》一文。該文由當年瑞安“三位一體”合作經濟改革的直接領導者陳林同志,以及其他一些相關同志提供素材,溫州市政協委員、原溫州民革專職副主委余德松等同志幫助整理。文章以陳林同志第一人稱,概要回顧了瑞安改革的輝煌歷程,并對這項改革的意義與前景、挑戰與機遇有所闡發。


這是當代人著就的當代史。溫州曾經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引領全國潮流。最近十幾年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改革創新?“三位一體”合作經濟,是首屈一指的。《人民日報》2018年1月21日第1版發表的中央農辦官方署名文章《習近平總書記“三農”思想在浙江的形成與實踐》,第一段就明確指出: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高度重視“三農”工作,親自部署了一系列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工程,探索推進了“三位一體”合作經濟發展等一系列農業農村重大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關于“三農”發展的重要論述。

 由此可見,“三位一體”合作經濟,被作為習近平同志在浙江一系列農業農村重大改革的主要代表。這是溫州人需要倍加珍惜的。

在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的今天。小編把原文中的小標題“為了總書記的囑托”,提升合并到文章正題中。下面將全文給予刊發,供大家參閱。


三位一體”的溫州緣起

2004年年底,浙江省委組織部進京引進博士后到地方、部門掛職。此時我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從事博士后研究,同時已經在一家金融機構總部擔任審核委員。經過層層選拔,我有幸來到溫州這方改革熱土,2005年4月就任瑞安市副市長,后又兼任瑞安市金融工作委員會主任。瑞安是溫州模式的主要發祥地,位列全國百強縣(市),又有所謂“溫州文化在瑞安”、“東南小鄒魯”之稱,自古人文薈萃。

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溫州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長期處于全國前列,但也率先遇到一些體制瓶頸。在經濟總體實力不斷提升的同時,溫州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例如瑞安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還存在較大差距,部分山區、海島甚至還比較貧困。瑞安中西部地區以欠發達鄉鎮居多,經濟結構仍然以農為主。同時,瑞安一部分農業的產業化和國際化程度已經比較高,直接面臨著加入WTO以后世界范圍內的空前競爭。三農問題在瑞安仍然存在,而且具有相當的典型意義和先導意義。

無論在瑞安還是全國,農業和農村經濟雖有較大發展,但是真正的農民獲益有限。正如習近平同志2001年在其清華博士論文中業已指出的:在一些地方由于沒有建立合理的市場主體利益分配機制,“龍頭”公司與農戶之間是一種買斷關系,市場利益主要讓“龍頭”公司拿去……。習近平同志認為“尋找到一種較為合理的市場利益分配機制也是可能的”,他論文中列舉的例證就是歐美國家的農業合作社、日本和韓國的農協。習近平同志豪邁預言:“新型的合作化道路將會越走越廣闊”。

而我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曾經推行的“合作化運動”,在互助組、“初級社”階段還是能夠尊重財產權利和市場規律的,到了“高級社”特別是“人民公社化”之后已經失去了合作制的本義,留下很多負面記憶。為此需要正本清源。合作制具有社會主義的傳統淵源,更完全可兼容于現代市場經濟。

我國農村改革之初就已提出的“家庭經營、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實踐中更多是“一分了之”,在其“統”的一面遲遲沒有落實,社會化服務體系也一直是薄弱環節,這都有賴于合作制經濟組織的大發展作為依托。但是過去一個時期,有關部門片面模仿歐美模式的“專業合作”,在小農為主的基本國情下,所能搞出來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大都是假的或者空的;另外一些人向往東亞模式的“綜合農協”,照搬照套也是無從著手的;當年學習蘇聯模式“集體化”曾遭遇重大挫折,但是,所已形成的供銷社、信用社以及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資源,亦有其正面價值,有必要也有可能進行大幅度改革重組。

不期然,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在瑞安交匯。

瑞安農民專業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以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發展與改革,都有一些進展,但是各行其道都難以克服自身的體制癥結。其實這在習近平同志的博士論文中早有答案:“要發展農民的橫向與縱向聯合……把生產職能與流通職能融為一體……發展跨鄉、縣的地區聯合,組建大規模的中心合作社”。“要走組織化的農村市場化發展路子”。瑞安發現的問題在全省、全國都有普遍性。我到瑞安任職不久,就決心應對這個挑戰。

2006年1月8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在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正式提出了農民專業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體”的構想。此前在瑞安從2005年6月已經悄悄啟動了基層試點,為此進行了精心的理論準備和政治布局,預埋伏筆。

2006年3月17日,瑞安市人大全體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作出部署:建立健全農村金融、流通和科技推廣體系,引導成立“三位一體”的農村合作協會,積極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型合作化道路。當年3月25日,瑞安農村合作協會正式成立,確立了“三位一體服務三農,條塊交融統籌城鄉”的基本宗旨,此后進一步加強了綜合試點工作,取得突破進展。厚積薄發,先聲奪人,很快在省內外造成廣泛影響。

在一年多的試點過程中,通過反復溝通協調,借力使力,以及包容性的結構設計,逐一爭取了合作銀行、供銷聯社和農業局、農辦、科技局、科協、民政局、發改局,以及金融辦、人民銀行、銀監辦、農業銀行等部門單位的支持。瑞安市委組織部、瑞安團市委也積極參與——組織部從整合基層組織資源的角度,配合試點加派農村工作指導員,而團市委的青年志愿者支農活動也被賦予新的生機,后來得到了團中央的表彰。更有大批鄉村干部、農民骨干熱情投入,搞得有聲有色。甚至于,瑞安電臺和溫州電視臺的相關報道都在省里得了獎。一時間,瑞安呈現出“咸與維新”的局面。

瑞安“三位一體”農村合作協會的創建被列為2006年度浙江省新農村建設“十大新聞”,2007年12月入選當年“全國改革十大探索”,2008年11月入選 “全國改革開放30周年30創新案例”,2014年入選首屆國家治理創新優秀成果以及“新農村”十佳中國經驗。2017年,“三位一體”正式載入中央一號文件。2017年6月,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等多個部委,專程到改革發源地瑞安,召開了全國發展“三位一體”合作現場會。2017年8月,國家農業部、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等14個部委聯合發出《關于農村改革試驗區拓展試驗任務的批復》,列入了溫州市“三位一體”農民合作體系建設。


十年磨一劍:為了總書記的囑托


2006年10月24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在杭州聽取了我的專題匯報后指出:瑞安市農民專業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體”的新型合作與聯合組織,把合作制農業產業化經營又提高了一個層次。他們提出三位一體服務三農、條塊交融統籌城鄉,通過建立健全農村金融、流通、技術推廣體系為會員服務,實現了新老合作經濟資源的對接和各種合作經濟組織的合作與聯合。他當即決定:要向面上推廣。

在匯報會上,習近平同志親切稱我“(清華)學弟”,高度評價為:“陳林同志學以致用啊,博士的作用真正發揮出來了。博士就要到這樣的崗位上來,這才相得益彰啊,才能發揮化合作用,當地也需要你,你也需要當地”。“這個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對歷史、對政策的把握,恰到好處”。

2006年11月14日,浙江日報在持續采訪半年多的基礎上,發表了整版長篇通訊《瑞安農協的鄉村合作實驗》。2006年12月19日,全省現場會到瑞安召開。習近平同志親自出席,進一步提出“三類合作組織的一體化”、“三重合作功能的一體化”、“三級合作體系的一體化”以及“條塊交融、統籌城鄉”的要求。“三位一體”的新型合作經濟理論至此完整確立,現已成為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三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實踐中日益發揮著巨大的指導意義。

全省現場會之后不久,2007年3月,習近平同志調任上海市委書記,我和瑞安基層的干部群眾,面臨著更多的困難和挑戰。2007年7月前后,在習近平同志的指示下,上海市農委、供銷社以及南匯區(現已并入浦東新區),分別組團到瑞安考察取經。2009年4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河南蘭考考察時,問在場人員:“你們是否認識陳林?”在得到肯定答復后又說:“我在浙江工作時,陳林在瑞安推動三位一體,有很多不同聲音和意見,我是支持的并開現場會推動”。

改革事業不是一帆風順的,這個過程中不僅有雜音,更有各種上下其手。往往改革力量越強的地方,反改革力量也越強。正如有的專家指出,現在有些部門,至少是這些部門里的相當一些人,已經形成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集團。黨和政府的各種支農惠農政策,一路上跑、冒、滴、漏,最后到了基層農戶特別是中下層農戶那里,已經所剩無幾了。至于一些大大小小的工商資本,或多或少的與權力部門相結合,已經在農村加工、流通等環節占據較強的壟斷地位。反過來,如果我們真正致力于提升農民的整體“位勢”,“三位一體”橫空出世,則必然牽動既得利益格局的敏感神經,引起種種反彈。有的部門要么必欲除之而后快,否則就想納為囊中之物。孫政才主政時期的農業部,對于浙江興起的“三位一體”改革,長期視若不見,暗中壓制。供銷社系統貌似有些積極性,又生怕改革改到自己頭上,造成一種葉公好龍、指鹿為馬的奇觀。某些金融單位一味“拜金”,置身事外,日益疏離農村和農民。一些地方領導忽冷忽熱,避重就輕,無力駕馭改革局面,干脆采取掩耳盜鈴的態度,以求蒙混過關。舊有的選人用人機制,尚不能確保改革力量的穩步壯大。合作事業需要志愿精神,而非官僚習氣,也不能完全照搬行政套路。

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汪洋副總理多次過問“三位一體”建設。浙江、貴州、廣東等省在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決定》的省委文件中,鄭重列入了“三位一體”的部署。更多基層和民間的合作社志愿者,也自發把“三位一體”作為目標模式,在全國呈現星火燎原之勢。

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須知“小農”長期是被作為“改造”甚至“消滅”的對象,這是幾十年來,“小農”首次在中央文件中被賦予正面期待。其實這個表述的原型,可以追溯到2006年5月15日《浙江日報》評論文章“建立強大的農業組織體系”,此文以當時正在瑞安試點的“三位一體”農村合作協會為代表,提出“把小農生產與現代市場經濟有機地結合起來”。而從習近平同志的一系列著述來看,社會化服務體系就應該是以合作經濟組織為本的。

十年多來,無論在任何崗位上,我都牢記總書記的囑托,在理論和實踐上不斷開拓進取。相關研究獲得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的一等資助、特別資助。為了鞏固改革成果,烘托改革氛圍,傳播改革理念,從政治高度出發,長期奉行“源代碼開放”策略。多位學者與我合作,或者利用我積累的材料、借用我倡導的學術觀點,申請獲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項目或者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或者寫成了論文或著作。由此也影響了數百篇相關文章、十幾部博士碩士論文、數十份“兩會”提案的產生。可以說開創了一個日趨活躍的新學科領域。

我從“三位一體”理論與實踐作為切入點,展開了對于習近平三農思想的全面研究。又在習近平三農思想研究的基礎上,對于習近平經濟思想有所研究。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深入闡發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特別是市場化思想、習近平農村市場化思想特別是要素市場化思想、習近平農民組織化思想特別是新型合作化思想。從而發現和闡明了習近平經濟思想與三農思想的內在聯系和一脈相承,其在貴州和浙江等地的“三變”(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和“三位一體”綜合合作改革中得到印證和豐富。有關研究突破了傳統的合作經濟和三農問題的思維定勢,對于“三位一體”合作經濟給出了系統深入的理論證明和操作方案;總結了“三位一體”綜合合作的實踐經驗,提出和論證了社員分級分類、“雙重會籍”、“聯邦制農協”等一系列創新舉措,以及“三位一體”金融構造的三種具體模式設計。我所領導的研究推廣團隊,還承擔了若干地方黨委政府的委托課題,繼續行走在“學以致用”的路線上。


溫州民革為“三位一體”改革鼓與呼


促進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本來是20世紀以來中國主要政黨的最大公約數之一。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廣州和武漢農民運動講習所,均開設了《農村合作》課程。當時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毛澤東在《湖南農村運動考察報告》中大力推崇合作社。另一方面,按照孫中山先生的說法,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他把合作社作為貫徹民生主義和“財富社會化”的經濟組織,也是推行地方自治的七項任務之一。

三農亦是民革長期關注的重要領域。溫州民革以高度的政治敏感、強烈的社會關懷,發揮專業優勢,很早開始進行專題調研,并長期跟進。2009年2月,在溫州市政協九屆三次會議上,民革溫州市委會提案:《關于持續探索“三位一體”模式  開創“三農”工作新局面的建議》,溫州市政協委員、民革溫州市委會專職副主委余德松作大會發言。余德松委員主張:創新涉農工作格局。改革改到深處是體制。“三位一體”模式要真正取得突破性成果,現有涉農體制是必須直面的問題,溫州在這項實驗中應發揮“敢為天下先”的溫州精神,按國務院大部制改革的意圖,將原先的對農渠道納入總管,形成政府層面的對農工作綜合平臺,與農協這個平臺進行互動交流以最大限度地發揮現有涉農政策資源的集中效益。余德松委員認為,溫州在“三位一體”模式已成功創立的有利條件下應敢于突破并有所建樹,目的是通過變革創新為我市乃至全國的涉農體制改革提供一種思路和樣本。

為了進一步總結經驗,鞏固改革成果,民革溫州市委經過精心籌備,2010年11月在溫州主辦了“三位一體、服務三農”論壇,旨在以實踐經驗促進“三農”學界的理論創新,以理論創新為“三位一體”合作組織的發展提供學術支撐。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民革中央調研部部長劉英琪,市政協主席包哲東,市委常委、副市長黃德康,市委常委、統戰部長陳作榮,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民革溫州市委會主委王小同等出席論壇。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謝遐齡教授;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原咸安區委書記宋亞平博士等著名學者專家,應邀參會,發表重要見解。這也是在“三位一體”改革一度處于低潮的情況下,來自溫州社會發出的鼓與呼,彌足珍貴。

在溫州民革的積極帶動下,其他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人士,在全國各級各地人大政協會議上有關“三位一體”的提案、建議、發言,層出不窮,有些直接借用了民革的調研成果。為此我專門編輯整理了《浙江農村新型合作組織“三位一體”探索在各級政協會議上引起廣泛呼應》一文,作為內參刊于《中央編譯局要報》,送呈中央領導同志。后來我組織編寫《“兩會”上的“三位一體”》專題資料,年復一年都有新的內容需要增訂。

各級各地人大政協會議上呼聲不約而至,這表明習近平同志提出的“三位一體”構想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深得人心。這一構想抓到了三農問題的要害,抓到了統籌城鄉的樞紐。其所遭遇的重重阻力恰恰暴露了利益集團的真實面目,這些都是“三位一體”改革意義所在,而且是動態演進的。也正是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倒逼改革”。從試點全過程來看,做好謀篇布局至關重要,同時需要體制內外、民主黨派、學界媒體的呼應和互動。因此,在重要的關節點上,溫州民革的有識之士,共襄改革盛舉,可以起到四兩撥千金的杠桿作用。

我與民革的緣份越來越深。早在到瑞安任職之初,就結識了當時的民革瑞安市總支主委陳慕林律師,因我也有律師資格,彼此有較多的共同語言。我曾在臺灣地區講學交流,對于兩岸關系有一些研究和體會,于是受瑞安民革組織的邀請,做過一場臺海形勢報告會。后來共同推動三農調研,與瑞安和溫州民革人士的手足情誼更為深厚了。遺憾的是沒有對溫州民革工作有更多貢獻。后來民革中央劉家強副主席多次關心“三位一體”改革進展,部署相關調研。浙江民革計時華主委去年還專門與我聯系過。2017年12月,浙江省政協農業和農村工作委員會開展了“三位一體”專題考察。進入2018年,民革溫州市委會又在組織新一輪研討和提案工作。


蝴蝶效應與世界潮流


“三位一體”好比是個聯立方程組。這個科學命題本身就是一個高度提煉,更率先在溫州寫出了答卷。重要的是找到了一種動態均衡的結構,將體制內資源與體制外資源融為一爐,并結合中國實際,對專業合作為主的歐美模式與社區合作為主的東亞模式進行了取長補短。這在全國范圍內都是首創性質的,是一種制度意義上、植根中國本土的自主創新,同時也是各級各類合作事業發展與改革的殊途同歸;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實踐碩果,也是廣大干部群眾集體智慧的結晶,是溫州人民的偉大創造。

瑞安試點的具體方案不是一下子和盤托出的,而是步步深入暗藏玄機。一開始并未大刀闊斧,而是拾遺補缺、穿針引線,整個過程不依賴強迫命令,而是求同存異、循循善誘,沒有開膛破肚傷筋動骨,卻改變著神經傳導機制和思維認知模式。在改革的每一階段,特別是啟動階段,需要平衡協調各方面、多層次的利益關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化解各種阻力和摩擦,迂回曲折不斷前進。又在第一時間先聲奪人,穩住局面,以資源重組的凈收益鞏固各方面的參與。

這是一系列合作的博弈,這個經驗固然不是十分成熟,但是基本的結構和路徑是清晰的。這個結構和路徑的形成有一個反復磨合的過程。關鍵在于超越舊有觀念和既得利益,進行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建立一套繼往開來、推陳出新的論述,更要在各種利益關系之間進行大量的平衡、協調、補償和置換。但瑞安只是找到了一個平衡點,這個平衡是動態的、脆弱的,尤其是缺乏體制上、法律上的保障。要繼續鞏固和擴大改革成果,尚有賴于強有力的政治決斷以及資源整合。

文匯報曾經載文報道,題為“博士后市長激起蝴蝶效應”,這句話我恐怕只能同意一半。我的確是一只小小的蝴蝶,但溫州發端的“三位一體”,得道多助,已經成為全國性的潮流所向,這種巨大效應,不是一、兩只蝴蝶所為,而是許多干部群眾同心協力的結果。作為一個掛職干部,好處是相對超脫,容易做到心無掛礙,但是又容易流于表面,大家相敬如賓、相安無事,也就混混日子過去了。要推動工作,打消大家的疑慮,首先是自己端正心態,不能有過客思想。在其位,謀其政,放下身段,負起責任,贏得人心。

時光荏苒,雖已離任多年,我一直密切關注溫州的發展變化,更不能忘懷溫州干部群眾對我的關愛。我有幸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感恩溫州給予我的機遇和成長。當然作為改革先發地區,溫州也更早觸及體制機制上的一些深層矛盾和問題,有待于進一步解決。

近年來,“三位一體”合作事業重整旗鼓。風云際會,新一輪波瀾壯闊的變革蓄勢待發。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最常引用的孫中山先生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我將不忘初心,牢記總書記的囑托,砥礪前行,為人民群眾特別是弱勢群體多做一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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